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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红明的教育博客

开蒙启智是儿童少年教育的基本任务!开蒙与启智不是用知识的多少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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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严复、梁启超科学教育思想之比较  

2014-03-27 10:36:11|  分类: 教育发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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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梁启超科学教育思想之比较
来源: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07年8月 作者: 张爱勤
            


摘要: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潮流、开风气的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严复、梁启超在科学教育价值、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的思想既有时代赋予的共同点,又有因治学经历和旨趣不同的相异点。梳理、比较他们的科学教育思想,对了解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严复;梁启超;科学教育思想;比较

 

严复和梁启超生活在一个急剧深刻变革的时代,西方列强凭借近代科技的兵舰枪炮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的中枢,“庚申之变”使社会中的人们体会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变化,而真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1],“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力一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之海军”[2]7,这如雷般的噩耗,不仅震撼了整个中华民族,而且也表明洋务派科学教育的破产。中国的落后积弱、处处被动挨打与西方诸国的蓬勃兴盛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路在何方究竟向西方学习什么才能强我中华、迎接生存挑战?异常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激发中国进步学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探索近代西盛中衰的基本原因。同为戊戌维新运动的扛鼎揭旗之士和中国近代建树宏伟的启蒙思想家,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转移到了学习西方科学,努力探寻促使中国富强的道路。但由于两人的生活经历、学术背景及思考问题角度不同,使得他们的科学教育思想各具特色。

 

一、科学教育的价值观比较

 

在科学教育的价值观上,他们都提倡学习西方科学以救亡图存。但严复强调的着眼点在于影响政治制度变革的民族素质和社会文化机制;而梁启超前期将之放在具体的政治制度上,后期更多的提倡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向人文主义发生转向。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思想家,早年的学习经历使他亲眼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由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富强,他除了留心考察英国的社会政治实际外,还阅读赫胥黎、亚当?斯密、达尔文等盛行思想家的著作,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科学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和源泉,“富强之基,本诸格致”[2]43。为此,他极力推崇科学,指出科学对于物质生产具有重大作用,认为机械、电机、铁道、航海、矿冶、染织等工业的兴起,无一不是“格致之功”。“交通之用必资舟车,而轮船铁路,非汽不行,汽则力学之事也。地不爱宝,必由农矿之学,有地质,有动植,有化学,有力学,缺一则其事不成。他若织染冶酿,事事皆资化学”[3]258。若“格致之家,孜孜焉以尽物之性为事。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5]1351,即科学家只要致力于研究物质的本性和规律,农工商等技术人才再根据其科学原理转化为技术,就可使物质生产日益发展,物产日益丰富。

严复还提出科学对于立国为政有决定性意义。西方之所以强盛,而中国之所以日形其绌,与是否应用科学来治理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看来,科学是救亡的“不贰法宝”,“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2]46。“诚以科学所明,类皆造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4]558。他认为,科学不仅能治国之“标”,发展“理财、经武”之事,而且能治国之“本”,解决“立政养才,风俗人心”等根本问题。

流质易变”的梁启超一生经历中国近代的诸多重大事情,科学观有多次变化,大致以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前后为界,但他也认识到西学是“致治之本,富强之由”(《西学书目表》)。为此,他大力倡导引介、学习西学,指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夫”(《戊戌变法》)。流亡日本后,受西方近代科学影响,科学观发生变化,崇尚科学方法和致力于确立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努力探究科学的自然规律,开始走向科学主义,倡导用进化论来改造中国,提倡科学精神的养成,认为中国人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所以科学课堂无几人去讲、去听,出版界也没有几本好书可读;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只知道有自然科学,不知道有社会科学。如果长此以往,“中国人在世界上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将要成为被淘汰的国民”。指出中国学术界缺乏求真知识、求系统的真知识、求可以教人的知识,以致生出了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等弊端,为此,他提倡在探求学问的过程中,不仅要掌握科学知识,而且应具有科学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才有可能求得“系统之真知识”(《科学精神与东西方文化》)。旅欧后,他很有感触,通过对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哲学的划分,逐渐由科学主义转向人文主义。纵观梁启超的科学观发展历程,我们可看到他不仅注意到科学对于发展国家物质生产的重要性,看到发展科学对于国家政治、民主的作用,而且也看到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培养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性。

 

二、科学教育的目的比较

 

在科学教育的目的上,在批判封建传统教育弊端的同时,他们都主张通过科学教育“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相比之下,严复更加注重民智的开发,并将其作为治本之举;梁启超在注重开民智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人的道德的培养,并经历了从培养中贯西通的政治人才到培养现代新民的历程。

具有西方进化论历史观和以自由为中枢价值观崭新视野的严复,认为中国处于劣势不能与列强竞争的原因不止一个方面,其中人才的缺乏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在八股考试主导下的封建教育不仅不能启迪人的智慧,反“适足以破坏人才”。在《救亡决论》中,他详细分析了八股式教育的三大弊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断然指出:欲使国家富强,多出胸有实学的人才,则非“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同时,他还严厉批判中国传统的“旧学”———“汉学”、“宋学”等种种封建主义文化,不但是“无实”、“无用”,而且是“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的高谈阔论和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认为这些“旧学”是“学术末流之大患”,不能拯救国家的危亡,“皆宜且束高阁”抛弃。

在严复看来,西方强富的根源“则惟格致之功胜耳”[3]263,中国海禁以来虽效法西方建立新学和机构,但“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收其效者”,原因在于“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为此,他呼吁中国“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中国此后教育,在最宜著意科学”(《原强》),“吾国所缺乏而宜讲求者”就是科学,要救亡图存必须通过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科学教育,因为科学教育具有“炼心积智”、“变吾心习”、“黜伪崇真”的价值,能够改变国人的“心习”(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定式),所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这是中国“富强之基”,若真这样“则真中国之幸福矣!(《救亡决论》)

甲午战争后,具有强烈救国热情的梁启超就对旧教育尤其是科举的弊端也进行了猛烈批判,指出科举所选取之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更可悲的是导致谬种流传,使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为此提出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指出“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唯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变法通议·论科举》)。他总结了洋务教育的主要病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这种弊端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很难培养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翻译、买办之类的人才(《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为此,他指出“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

“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论湖南应办之事》),强调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革新人才,学习西学应以政学为根本。戊戌政变后更是痛切指出,八股取士是“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戊戌变法》)。加之流亡日本受时盛思想影响,感到只培养少数政治人才是不够的,改为培养“新民”,指出:“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免浩劫而拯生灵,唯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新民说》)。在梁公的心目中,培养出的新民是具有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义务思想、自由思想等公德的新民,他欣喜地提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可见,严复认为科学教育的目的是将开民智作为治本之举,若离开了此,则其他一切改革无从入手,也势必成为空谈。梁启超提出的教育宗旨随时局而变,从培养少数政治精英到培养面向大众的新民,一方面反映了他的思想的不断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受中国传统教育影响,他比较看重教育的情感、道德因素。可以说,如何认识科学教育在近代化全方位变革中的地位,如何处理科学教育思想其他社会改革事业的关系是他们科学教育思想的最大区别。

 

三、科学教育的内容比较

 

在科学教育的内容上,都提倡在教育中注入科学教育内容。但严复态度明确且注重科学知识的实用性;梁启超体现了对于科学知识与传统道德既想分离又有所牵挂的矛盾心态。

针对中国近代教育空疏、无用的状况,严复对中学进行了严厉批判,提出新的教育内容“皆必以有用为宗”,主张从直接引进吸收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入手,努力把握西方处在人类认识发展最前沿的科学知识。针对当时学者在学习科学时有畏难情绪,严肃指出:“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此未必不为吾国前途之害。”[4]564-565这里,严复再一次强调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前途的大事,应当成为治国的根本大计。

他系统阐述科学教育内容,提出“为学之道,第一步则须为玄学”,然“若专事此学,则心德偏而智不完,于是,则续之以玄著学,有所附矣,而不囿于方隅”,“然玄著学明因果矣……而心德之能,犹未备也,故必受之以著学”[2]94-95,并针对不同阶段的儿童提出系统的科学教育方案,认为“成童入学之顷,不宜取高远之书授之,而以识字、知书、能算有所牵挂三者为目的。十二以上,则课以地理诸书,先中国而后外邦;再进则课以粗浅最急之养生、格物、几何、化学之类。”可见,严复认识到中西文化不能随意糅合,主张先从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学起,然后治专门之学,最后学习社会科学。严复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鲜明的具有层次性、完整性特点的科学教育内容体系。

梁启超在科学教育的内容上则多少体现了科学知识与传统道德的矛盾,一方面,受西方近代“科学”概念的影响,看到了科学知识与道德价值之间的内在差别,试图对二者作一区分;另一方面,出于种种未明言的原因,梁启超又不愿意放弃传统的价值系统,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传统道德价值的优先性、终极性。前者表现为,在梁启超1897年所作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和《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两份教学大纲中,对“穷理”的新界定,仅强调“理”的知识论层面,即自然物理而忽略道德伦理层面。后者表现为对智育和德育各条目的排序上,把极富道德意味的“立志”、“养心”和“治身”等条目置于带有强烈知识论色彩的“读书”、“穷理”等条目之前,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可见,在为学的次第上,主张先学习义理以挺立道德人格(所谓“植其根柢”),然后才可谈学习“格致各艺”。虽然到中期,受西学影响表现出科学主义倾向,提倡知识领域的科学化,主张学习自然科学,后期强调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但是在强调学习科学同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则是贯穿始终的。这与其早期持有“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西学书目表后序》)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观和学习经历密切相关。

 

四、科学教育的方法比较

 

在科学教育的方法上,他们都提倡归纳法和实证法。严复在倡导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同时,注意到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应采取不同的方法;梁启超受中西文化影响,在倡导西方法近代科学方法的同时,努力沟通传统治学方法与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而使后者得到中国人的认同。

严复认为中国传统以注解、阐释经典的演绎形式发展的积习,“纯向思辨中讨生活,便是将古人所已得之理,如一桶水倾向这桶,倾来倾去,总是这水,何处有新智识来?”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教育不得法,造成积弊甚深,应取西学规矩以绳中学,受培根、穆勒的归纳主义思想影响,他特别推崇归纳逻辑法,认为它是真正的科学方法,“格致真术,在乎内籀”,西方二百年“学运昌明”全赖培根提倡的归纳法。他也注重实证法,指出,西人“学以穷理”之法门分为三种,即“考订”、“贯通”和“试验”,由于“考订”与“贯通”“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认为“实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2]93。为此,极力主张尽量结合观察和实验,强调必需“即物实测”,从实际经验出发,观察、归纳、综合,才能得到“无往而不信”的科学“实例”,即普遍原则、原理。认为,学习西方内在的科学精神要比学习其技艺知识重要,指出“其教弟子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2]29,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善于创新,不迷信盲从的习惯很重要。

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严复强调教育要采用不同的方法,举例说,78岁的孩童,应当“教以观物之法,观物以审详不苟为主”[3]278,接着“物理、算学、历史、舆地,以次分时,皆可课授”。到年龄稍长些才可以让读经书,但必须有学者来讲解,也可以让学生背诵一些古文、古诗中的佳作,但不必按照老办法强制性地要求背诵,等孩子到15岁以后,就可以让他学习西文了,以便直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这些主张至今对我们都有一定启发。

梁公在传播现代知识的同时,也注重科学方法的普及,相信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会有发明,指出“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仅靠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否则只能是知其一而不得知其二(《梁启超之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并就不同的学科谈了自己的治学方法。对逻辑方法(主要是归纳逻辑)很重视,认为演绎推理“只能推论其所已知之理”而不能保证内容亦即实质的正确,归纳推理则不仅“专以研究其所未知之理”,而且可以“检点旧定理之真假”(《墨子之论理学》),故最适用于“考察真理之所存”。难能可贵的,他在倡导西方科学方法时,梁启超还努力沟通中国传统方法和科学方法,认为中国传统方法(主要是清代的朴学方法)所用的即是科学的归纳法,体现的就是科学精神,“吾论近世学派(即清代朴学,引者注),谓其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饶有科学之精神,……而惜其仅用诸琐琐之考据”(《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受日本思想界之影响和国内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梁启超对西方近世实验科学的方法很重视,认为“虚理非不可贵,然必籍实验而后得其真,我国学术迟滞不进之由,未始不坐是矣”(《格致学沿革考略》)。中国进行科学教育“必藉实验而后得其真”,而科学实验方法的关键在于:一要以“实事”为对象,所谓“对于天然界至寻常至粗浅之事物,无一可以忽略”,二是要以证据来证实,所谓“凡论一事,阐一理,必经积累试验,然后下断案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显然梁启超受严复思想颇大,他们都重视归纳法和实证方法在中国的运用,但相对而言,严复有以西学取代中学之嫌,并未在以西学改造中学方面找到契合点;梁启超则有意识地、自觉地将西方近代科学方法引入中国,并努力将中国的实事求是、辩证思维、知行合一等原理与科学实验精神、理性主义的怀疑精神、逻辑推理等融为一体。

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不是中国古代科学教育的延续,而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的,是不断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这种跨文化的学习,必然涉及文化适应的问题。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中国近代知识学者需要适时不断思考、探寻的严肃问题。作为近代著名思想家的严复和梁启超在面对中国近代的状况和传统教育,都认识到科学教育具有重要价值,认识到科学最为核心的内容———科学的实用特征与理性精神,具有认识的同一进路。

但同时因各人的不同治学经历和旨趣,在倡导科学教育的同时又形成了不同认识结局,相比较而言,严复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以西学为主,从西学看中学,更多强调的是实用,虽也援引过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成果,却是为介绍西学服务;梁启超则一方面表现出对西学的向往与渴慕,主张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割不断与传统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证明中国传统和西方传统的一致。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两人在晚年对自己的科学教育思想进行反思,并且都不约而同地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中华书局, 1954.

[2] 王栻.严复集(第一册)[M]·中华书局, 1986.

[3] 王栻.严复集(第二册)[M]·中华书局, 1986.

[4] 王栻.严复集(第三册)[M]·中华书局, 1986.

[5] 王栻.严复集(第四册)[M]·中华书局,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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